在全球经济格局剧烈震荡之际，美国政府于2025年4月悍然升级对华关税战。部分关税高达245%，此举不仅打破国际贸易规则框架，更将中美经贸关系推向“硬脱钩”边缘。中国迅速采取精准反制，果断对美国产品实行对等关税，双方你来我往，让关税战的硝烟迅速弥漫。

2025年4月16日，著名经济学家、深圳市大湾区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农业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教授，在“赋能未来 洞见无界”2025宝利投资策略峰会上，以“沉着应对 乱中取胜——如何应对美国政府的关税大战？”为题，深入剖析关税战引发的全球经济秩序变革。他以美元霸权体系的内在矛盾、中美产业链博弈的底层逻辑为切入点，深刻揭示美国发起关税战的深层动因，并系统指出中国需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发展动能，通过加速经济转型与深化改革实现战略突围。

美国多重战略目标的深度剖析

向松祚首先剖析了美国政府发动关税大战的目的：减税、加征关税和驱逐。他表示，美国政府在国内经济政策上，以减税为核心，旨在刺激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涵盖削减联邦预算、将减税政策永久化、降低企业税率等多方面举措，试图促进美国国内制造业复兴。而对外经济政策则聚焦关税，对众多国家加征关税，尤其是针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极具针对性的高强度关税措施，如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禁止进口中国电动汽车、取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等。

他表示，关税政策的实施，反映出美国政府多重战略目标。首先，试图重塑美国制造业，降低对海外尤其是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依赖；其次，期望增加财政收入，对冲国内减税导致的财政缺口；第三，减少货物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提高美国出口竞争力。此外，还想缓解美国国债持续增加所带来的风险，调节国内收入分配，降低华尔街和硅谷巨头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缓解美国社会撕裂和潜在的国家分裂趋势。

在向松祚看来，美国发动关税战的根源与其经济运行模式的底层逻辑和内在危机紧密相关。他分析了美国经济运行的四大循环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经济、货币和金融循环体系，以硅谷高科技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体系，以美军为核心的全球安全体系，以美联储为中心的全球货币体系和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全球金融体系，他认为，这些循环体系虽给美国带来诸多优势，如全球霸主地位、美元霸权地位、全球第一消费大国等，但也导致美国经济出现空心化、消费化、金融化、两极化和赤字化等问题。通过重构国际贸易条件，美国试图以此系统性政策工具实现产业链重置、贸易逆差缩减及产业结构再平衡。

中美双方承受的冲击与挑战

向松祚表示，从理性角度分析看，美国政府通过关税战实现其目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增加关税很可能导致美国国内消费下降、通胀上升，让美联储陷入加息或减息的两难境地。美元汇率的波动也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困扰，强势美元不利于出口，弱势美元则冲击金融市场。而且，制造业回归美国面临重重阻碍，短期内难以实现。综合来看，美国经济很可能陷入“三高一低”的困境，即高通胀、高赤字、高利率和低增长。美国经济学界也认为，2025年美国经济有一半的概率陷入衰退：GDP增速下降0.5-1%。

当前中美关税博弈持续对中国经济形成结构性冲击，短期看，出口导向型产业面临成本攀升与订单转移压力；中长期则加速产业链数字化重构与区域化布局。在此背景下，中美贸易关系呈现出多元化走向，既存在通过对话协商推动关系回暖、重构贸易秩序的可能，也面临因战略分歧持续导致摩擦升级的风险。尽管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但中国经济的抗压韧性正通过其独特的结构性优势持续释放。

他指出，目前中国拥有全球占比达32%的完整制造业产业链，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占据关键地位，这一完备的产业体系不仅能够保障供应链的稳定安全，也为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庞大的消费群体和强劲的内需潜力，形成稳定的需求腹地，成为经济增长的坚实底盘。

此外，中国始终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构建覆盖全球的贸易与产业网络，通过制度型开放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国际竞争力。这些优势相互协同，共同筑牢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确保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行稳致远。

关税战争下中国战略突围之路

这些核心竞争优势与对外开放举措，为中国经济应对外部挑战奠定了坚实基础。面对关税战带来的压力，中国迅速且全面地部署了一系列有力的反制与应对措施。在反制层面，中国可以采取如下措施：通过对等加征关税直接回应美方不合理施压，以限制稀土出口发挥战略资源优势进行制衡，对特定美国企业实施实体清单管控与市场准入限制来维护产业安全，并通过抛售美国国债、推进去美元化进程，降低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依赖。同时，中国还能灵活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财政、货币及信贷政策同步发力，以宽松基调全力激活国内需求，最大限度抵消关税加征带来的负面冲击。

正如向松祚所言，应对关税战不能仅依赖短期反制策略，更需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破局的根本路径。以推进依法治国为核心，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夯实经济发展的制度根基；通过强化产权保护、落实民营企业家权益保障政策，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深化教育与科研制度改革，培育高素质人才，增强科技创新驱动力；从国家战略层面优化监管，推动资本和金融市场发展壮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减轻民生负担，促进社会公平与消费潜力释放。

在短期战术层面，中国以提振内需为核心目标，构建起多维协同的稳增长策略。一方面，可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支出力度、提高赤字率，为经济增长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多措并举提振国内消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保、医保、养老、退休保障覆盖面；推进教育减负，探索教育免费制度；实施降准降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合理调控人民币汇率，增强出口竞争力；加强资本市场政策支持，稳定市场预期；完善民营经济扶持政策，激活市场活力；同时，积极拓展国际合作版图，深化与其他贸易伙伴的经贸往来，多维度稳定经济基本盘。

从长远战略布局来看，这些短期举措与长期改革相互呼应，推动中国经济政策重心发生历史性转变。过去依赖投资拉动、出口导向、侧重供给侧与传统金融的发展模式，正加速向消费驱动、内需主导、需求侧管理转型，并更加注重人力资本投资、消费金融创新与数字金融发展。国家围绕这一转型方向，密集出台政策组合拳，通过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全力激活消费市场潜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向松祚表示，关税战本质上是中美关系历史性变革的缩影，其背后的核心在于综合国力的较量。而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载体是企业，企业竞争的核心驱动力则是科技创新能力，这一趋势预示着中美竞争或将成为 21 世纪全球发展的主旋律。

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既面临挑战，也孕育着重大机遇。美国对生物技术、AI与机器学习等14大类新兴技术实施严格的出口管控，这一举措倒逼中国必须坚定走自主创新之路。为此，中国正持续加大对硬科技、国家战略科技领域的投入，着力推动专精特新、高精尖制造、智能制造等产业的发展。值得关注的是，消费升级与品牌塑造、高科技与生态农业、产业智能化转型、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升级、新型服务业、大健康与银发经济、低空经济及商业航天等领域，或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投资热点。

他指出，对于中国企业家而言，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既是考验，也是突破的契机。面对上述机遇与挑战，企业家们需要审时度势，精准选择战略赛道，秉持长期主义发展理念，将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作为核心抓手，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还需积极构建创新性组织文化，通过机制设计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共同发展，以乐观的态度与积极的行动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尽管美国发起的关税大战给全球经济带来显著的不确定性，但从长远来看，这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与深化改革的重要契机。依托完整的产业体系、庞大的国内市场等核心优势，结合主动灵活的应对策略，中国完全有能力在这场经济博弈中化危为机，不仅能够推动自身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将在百年变局中开拓出独特的进阶路径，为全球经济治理转型提供东方智慧的新注脚。